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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呼喚中國新型智庫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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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人大重陽網(何亞非)  2020-01-21

  習近平主席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混亂無序,中美關系更是跌宕起伏,已經進入長期復雜、敏感的戰略博弈和競爭期。

  這幾十年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使國際力量的對比發生重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上升,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及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創造了歷史的奇跡,既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西方國家里面,特別是美國,國內矛盾的惡化,社會分化、分裂嚴重,狹隘的“身份認同”、“身份政治”成為“政治正確”。

  前不久我在香港參加一個 Asia Global Dialogue,美國知名的哈佛大學的傅高義老教授也出席會議。像這樣級別的美國學者在討論會上做主旨演講,他不是站起來就開始講哈佛大學的大學教授的派頭,而是從口袋里掏出幾張紙,他說因為中美關系非常敏感,所以我必須要念稿子。結果他從頭到尾完全是按照稿子上講的一句一句地念。我想到的就是在美國國內政治正確已經墮落到什么樣的程度。

  美國國內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泛濫,“白人種族主義”死灰復燃。我覺得資本主義在美國顯然已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危機。我很贊同周樹春總編輯講的我們要好好研究制度問題,美國現在出現的危機就是制度性的危機。美國國內矛盾激化必然外溢,首先就表現為美國對中國發展異常焦慮、反應激烈,兩國關系趨于緊張。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決定了兩國博弈競爭不僅對雙邊關系會產生重大影響,也將決定今后我們是建立、鞏固開放性的世界,還是墮落為相互割裂、相互封鎖的世界。

  同時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洗禮,給人類的經濟活動、生活方式,乃至國家競爭帶來重大變化。各個大國都加大了新技術研發的投入,都寄希望于技術革命能夠改變世界經濟不斷下滑的狀況,都寄希望于大國在技術革命中占據先機,在競爭中占據先機。

  這個大變局對中美關系有很大影響,而中美關系的演變本身又是大變局變化的一個外部因素或者重要的變量。

  一是美國的對華戰略判斷發生根本性改變,鎖定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兩黨和社會各階層對此已達成基本共識,歷史罕見,足見其嚴重性。

  還是傅高義先生的講話,他念的稿子通篇沒有一句話談到中美合作,對中國沒有一句肯定的話。過去美國學者講中美合作不是50%比50%,也是60%比40%。談到我們的人權問題、臺灣問題、新疆問題等等,他們還是會談論中美兩國合作的地方,可以合作的領域,而這次一點沒有講。

  中美關系在過去40年能夠經歷風雨而持續合作,這來自于兩國發展戰略、對外戰略具有契合點,有相同的地方,而經濟全球化則為中美合作提供了國際環境。在過去40年或者說30年,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思想是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引導中國采納美國的發展模式,進而推動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在意識形態上向美式的民主靠攏。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成績和我們政治制度的實踐打破了美國的幻想。美國對中國的發展由戰略上的焦慮,轉變成對中國發展的戰略誤判,現在預測中美兩國已經陷入全面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不絕于耳。

  二是美國對華新戰略以競爭為主線。最近自稱為美國中間派發表對華講話,把對中國的競爭量化為80%,把中國的合作量化為20%。但這還有一個前提,20%的合作要建立在80%的競爭對美國有利的情況下,才會有20%的合作,這就是所謂美國現在新的中間派的看法。

  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主要反映在一系列相互呼應,步步進逼的政策和做法,包括經濟科技的脫鉤、地緣政治和軍事的遏制、意識形態孤立和妖魔化,利用貿易、南海、香港、臺灣、新疆等問題對中國極限施壓,干涉中國的內政,企圖迫使中國屈服。

  三是以班儂、納瓦羅為代表的極右派,他們所主張的文明沖突論,已經從美國政治的邊緣走向主流,或者逐步走向主流,開始影響美國對華戰略的制定。我們知道亨廷頓把文明分為三個: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顯然是高高在上的,它對付了伊斯蘭文明,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后,現在它把目標轉向對付中華文明。2020年的美國大選政治更是抹黑中國、唱衰中國成為美國政治正確的一個重要組成。

  美國建國時就自稱為上帝的選民和“山上的燈塔”,自立國以來,美國具有極強的文明、宗教、種族的優越感?,F在這些優越感對制定對華政策、對華戰略的影響日益明顯。

  四是盡管中美關系出現了各種變化,但是全球化的大方向不可能逆轉。美國一家獨大“American century”已經終結,這是事實。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也從“西方獨大”向“東西方共治”的方向演變,國際關系民主化逐步形成勢頭。全球生產鏈的鞏固、生產者的自我調節、消費者追求更好商品的愿望,都是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動力。即便中美貿易戰繼續,全球貿易流也會自我調節,就像一條大河,這條路走不通它會流向其它渠道,兩國貿易流就會轉變成三方或多方貿易流。美國是世界最大市場,現在中國正在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是世界的資本運轉中心,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也是美國西方企業巨額利潤之源。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中美都舉足輕重。兩國經濟已深度融合,構建了復雜的全球價值鏈系統,支撐世界經濟。所以美國堅持要把貿易戰打下去,強行對中國商品征稅,這一定會瓦解“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秩序。WTO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美經濟沖突還會蔓延升級為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競爭和博弈,這對中美關系和世界秩序的影響都難以估量。

  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全球化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就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方案,包括“一帶一路”、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多次強調建設新時代新型中國智庫的重要性。新時代呼喚中國新型智庫的成長,希望中國智庫為溝通中外、創新思想做貢獻,為中國發展和對外交往提供智力支撐,為世界經濟增長、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中國特色的思路和方案。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十八大以來,中國有一批新型智庫在成長、在發展。在目前面臨中美競爭前景難卜的新局面,中國智庫需要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在以下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一,繼續講好中國故事和中美合則兩立,斗則俱傷的道理。講故事、講道理需要三個基本要素:一要有好的故事;二要有講好故事的人;三要有講好故事的平臺。這方面人大重陽、光明日報、中國網等等都是做得很好的杰出的代表。人是第一位的,所以要花很大的力氣培養黨性強、業務精、視野廣、胸襟寬的智庫人才,要建立人才的儲備,充分利用政府、媒體、大學、企業各方面的資源打通“循環門”,讓智庫人才在體制內流動起來。

  第二,建立新型智庫就需要智庫人始終堅持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發展戰略、對外戰略;學習中國文化、歷史、制度,了解中國國情。學習掌握各種新知識和交流手段,特別是要善于運用社交媒體進行傳播;學習了解其他智庫所在國家的文化歷史,知己知彼。

  第三,新型智庫主要從事文化、文明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這就要求中國智庫要了解中國文化和對象國文化的基本內涵和不同,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克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隔閡和障礙,打通不同文化溝通交流的渠道。我們既不能被西方的話語體系牽著鼻子走,或者試圖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講中國的故事,也不能只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自說自話;關鍵是要融合,要用對方聽得懂、聽得進去、能夠理解的方式和話語來進行交流,真正做到入心入腦。

  第四,智庫是做人的工作,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因此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學習。剛才我聽周樹春總編輯講他與兩個外交官的交流,中國智庫就是應該這樣,不能像美國智庫那樣居高臨下,永遠認為自己是對的,用教訓的口氣。當然我們同樣也不能自卑,不自信,遇到敏感問題繞著走,這也是不行的。

  最后,我希望我們中國智庫要抓住歷史機遇,真正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競爭力的智庫。光我們自己排名還不一定夠,要真正得到人家的認可。西方智庫已經經營了幾百年,對世界輿論有很強的主導影響力,西方話語體系的力量有巨大的慣性,我們的智庫和中國話語體系起步晚,所以要更加做更大的努力。中國的智庫任重而道遠,但歷史責任舍我其誰。

  總書記強調,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需要強大的智力支持。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的智庫是大有可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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